流动性危机的本质是，即使总体上看资产是安全的，也不再具有流动性，因为人们认为其中有些资产最终会变得不安全。
从国际经验看，仅依赖政府推动储备货币职能的发展是经不住考验的。我们看到，跨境资本无序流动使银行和货币危机发生频繁，较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有所提高。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这两个指标依次攀升至44%和134%。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资本流动主要受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立场推动，时而周期性激增，时而突然崩溃，导致资产价格出现繁荣与萧条，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前几天，中国银行刚刚在新加坡发布了2015年《人民币国际化白皮书》，这是中行连续第三年对企业的人民币业务情况进行调研。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霸主地位并没有受到影响，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占比一直保持在60%以上。如1992-1993年的欧洲汇率机制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比索危机、2002年的巴西雷亚尔危机、2014年俄罗斯卢布危机以及今年8月份部分新兴经济体出现的货币危机。
作为国际货币，美元享受到了铸币税收入、对外融资成本降低和国际支付能力增强等好处，却没有或无力承担相应的责任。企业对人民币的前景判断更多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全球贸易地位、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倡议等基本面的认同。基于此类恶果，布雷顿森林体系对国际金融活动制定了较为严格的监管制度，包括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adjustable pegged exchange rate），以及限制国际资本操纵债券市场。
然而关乎国家利益的谈判向来充满艰难险阻，既得利益集团掌握强大话语权，体系内改革并不顺利。东盟互换协议（ASA）即是区域金融合作的代表，在2000年5月的《清迈协议》后，东盟各国与中、日、韩三国签署了多项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内争取自身利益的同时，也积极进行了体系外的探索，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辟平等、共赢、切合自身需求和国情的合作模式，在近年来取得了数项国际瞩目的成就。商务部于2015年1月表示，如果考虑我国企业境外直接利润再投资和通过第三方投资，中国在2014年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与此同时，中国也致力于扩大自身影响力，以适应国力增长带来的新需求。这类改良方案既承认现有国际体系存在的问题，例如缺乏对金融从业者的有效监管，同时在国际层面邀请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金融治理。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合作不会因为中国新成立金融机构而消亡。但新发展的国际金融机构事实上与现有机构并不存在取代关系，例如世界银行与ADB都表示欢迎AIIB的成立。其次是本质的、对以往金融活动缺乏监管深层原因的反思，它要求国际金融体系重新分配各国、各利益集团的话语权。中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自我定位仍然是发展中大国，既是发展中国家，也是潜力巨大的投资者和资本市场，同时还是处于经济转型期、面对诸多重大国内经济挑战的国家。
关于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政策建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参与国际金融活动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活动与国际经济接轨，引领国际金融体系很可能意味着中国牺牲部分国内经济利益或是承担风险。在对外经济战略上，中国已经提出一带一路的宏观规划，上述的两方面努力都将服务于这一宏观目标，为中国企业开展国际金融活动创造有利条件。现有体系外的新机构首先是对现有机构功能上的补充，同时也与现有机构形成良性竞争，更好地向各个国家、企业提供金融服务。2012年，奥巴马总统以大选为由，未将该方案提交国会。
对资本活动的协调监管，与原教旨主义的自由市场活动组成金融变革的两极。2013年3月和2014年1月，国会两次否决改革方案，因为改革方案迫使美国向IMF加大投入以保持份额，而国会拒绝注资。
只有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国力保持信心，中国才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的主导力量之一。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间合作的积极倡导者。
2012年，中国与南非达成以人民币结算双边贸易的协议。在两极之间，国际金融秩序本身会发生周期性变化。这个模式同样适用于新成立的亚投行：亚洲各国的巨大金融需求使得几家银行间不存在事关生存的业务竞争，在具体项目上，各国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银行。面对经验不足的困难，中国政府、企业都应及时采取措施，吸纳相关人才，同时向先进国家学习经验。自2013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已与多国达成建立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的协议，包括由建设银行担任的伦敦清算行，中国银行担任的法兰克福清算行和交通银行担任的首尔清算行。一方面，中国积极树立金融领域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国际上积极援助受到灾难性经济冲击的国家。
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同样开始在国际援助中受到关注，2015年4月尼泊尔地震后，尼泊尔政府有意向正在筹建的亚投行寻求援助。《金融时报》一篇社评不无嘲讽意味地指出，中国应了解世界银行、IMF与ADB等机构将贷款绑定附加条款是不无道理的。
我国自1981年以来向世界银行和ADB等国际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项目已达457个，承诺贷款金额累计657.5亿美元，另获国际金融组织赠款28亿美元，这些资金大部分用于中西部、农村和重点经济领域建设，促进了我国经济均衡可持续发展。然而储备货币的币值需要稳定、坚挺，这就要求发行国尽可能实现顺差。
与现有的同功能开发银行相比，亚投行的制度设计更多地考虑到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较小国家的利益，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区域内成员国占有约75%的总共股份，为亚投行内的多数声音。（2）亚投行董事会大部分席位将分配给亚洲各国，较小的亚洲成员国有更大机会发声。
结语 国际金融领域的变革是消除全球范围内南北对立和贫富差距的客观需要，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和新兴市场崛起都为可能的改革提供了契机。部分西方国家视中国改革现有金融体系的呼声为威胁。2009年在美国匹兹堡召开的G20峰会上，各国就调整汇率进行协调磋商。特里芬于上世纪50年代末指出，当外国想持有某种储备货币，货币发行国必须超发货币，这在长期会导致贸易逆差。
客观来看，中国目前掌握巨量外汇储备，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也受到关注，关于管控贷款风险的问题迟早会被提上日程。无论中国采取何种行动，都要做好遭受质疑和压力的准备。
首先是话语权弱势，典型例子是IMF的特别提款权。经过一系列先期试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已于2011年8月获批准在全国范围开展。
中国也向区域外国家提供金融援助，如2009年陷入欧洲金融危机的白俄罗斯，2007年以来的委内瑞拉等。2008年7月，中国银行三定方案增设汇率司，负责根据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
世界各国高度关注人民币国际化，东南亚部分地区已将人民币作为小美元流通，这些都与中国的高速增长有关。第一，中国需要处理中国自身、中国建立金融机构与现有金融体系的共存问题。由于中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记录，经济地位日益巩固，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也日益受到各国重视。（3）相比ADB等机构按照出资占股比例决定投票权的制度，亚投行的投票权按各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和购买力平价加权计算得出，这也有利于区域内较小成员国获得话语权。
由于诸如此类的情形，体系内改良或许不足以及时有效地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但如果中国能够充分学习国际金融运作模式，把握人民币国际化、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同时做好自身经济建设，塑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就水到渠成。
目前，中国已与28家境外央行达成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同年，中国开始与俄罗斯等国就双边货币互换进行磋商，并于12月与韩国达成货币互换协议。
中国的金融活动，应以促进国内经济可持续增长、政治环境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稳健提升为根本目标。同时，由于国际体系缺乏稳定一致的汇率政策，发展中国家被迫与部分发达国家货币挂钩，而此类汇率制度在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动中往往面临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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